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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论文集，对晚清中国海军的创建、民国海军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海军在香港的表现等问题进行探讨，在世界海军发展的脉络中展现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本书搜讨了大量学者未予注意或难以见到的中外海军史资料，运用了海军的高科技知识，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尤其是本书收录了很多珍贵的舰只照片，以详细的舰只数据表格和型线图，直观展现舰只设计和特征，使人耳目一新。

自　序

i

参考资料简称表

1

清季篇

鸦片战争期间的侵华英舰

3

奥意利萨海战及其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布阵的影响

23

亨利华尔代沪所购美制舰考

33

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

——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研究四题

47

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中法海军马江战役问题平议

89

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

115

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

——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

171

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样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

——敬答孙建军先生

191

马吉芬与北洋海军

231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速购外舰始末

253

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革新海军的尝试

——以向外购舰和国内造舰为说明之例

339

民国篇

抗战期间未能来华的外购舰

381

汪伪海军舰只初探

403

灵甫舰

——流落异邦的中国海军孤儿

451

香港篇

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助守香港始末

465

与香港光复有关的两个海军问题

477

评论篇

大陆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1949-2000

535

参考书目

569

人名索引

637

舰船名索引

645

特别名词索引

667

后　记

677

再后记

679

又再后记

681

马幼垣，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等校客座或兼任教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讲座教授。文史兼精，著作宏富，研究以中国古典小说和海军史为主，兼治中西交通史。代表作有：《中国小说史集稿》、《水浒论衡》、《水浒二论》、《水浒人物之最》、《景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等；合编《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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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79：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方诸舰艘艘速度慢得惊人，让日人可以像练靶般从容射击；……这是整支舰队长期忽视维修之害，那些十年八载一人固定管带一舰的舰长尽职至何程度，爱国至何程度，还用多说。这批尸位素餐，祸国殃民之辈罪孽大极，今人却因他们多在作战时被击毙，或战败后自尽而喜封这批败类为爱国将领和优秀军官！治史定要套上民族大义不可，而非以发掘真相为务，流弊便是如此。

学界朋友经常有一疑问。我既是个杂家，有兴趣的行头毫无相连之处，我怎能每治一题目均可达到网罗天下资料的境界。锲而不舍，触类旁通外，我还有舍弟泰来这特别法宝。他连接掌理芝加哥大学、香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庋藏特丰的东亚图书馆数十载。我能长期取材于这些大馆不是每个学者都有的机会和方便。

学界朋友经常有一疑问。我既是个杂家，有兴趣的行头毫无相连之处，我怎能每治一题目均可达到网罗天下资料的境界。锲而不舍，触类旁通外，我还有舍弟泰来这特别法宝。他连接掌理芝加哥大学、香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庋藏特丰的东亚图书馆数十载。我能长期取材于这些大馆不是每个学者都有的机会和方便。

海军史是专门史，除了交代史事之外，还得充分照料海军作为高科技兵种特有的项目。涉及海军的科技以舰只为核心，写海军史不从科技的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论文重心失调的货色。试问不解管弦，五音莫辨者怎样写音乐史？不懂方程式者能负责化学史的编著吗？不明白金融运作者去写银行史可以不避重就轻吗？中国海军史的撰著有八九十年历史了，刊印出来厚薄不一的书数目也不算少，但哪一本的作者留给读者他确实明白所涉舰只的情况？哪一本不是随意用些来历不明的数据编为若干点缀一下的表格便算交代过舰只了？哪一本确曾提供舰只型线图以及主要舰只的主炮的射程、射界、炮口能量、穿甲力、射速等详细数据？此等海军史基本上仅在串联史事，完全不明白海军是怎样的兵种者恒以为只要办得到排列史事（包括将领履历，海军编制之类看似颇内行，其实不外排比史料的事项），写出来的便足称为海军史。这与不理音乐而只管音乐家生平的所谓音乐史有何分别？没有从盲目摸索的路走出来者，表现很难超过这层次。

注释79：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方诸舰艘艘速度慢得惊人，让日人可以像练靶般从容射击；……这是整支舰队长期忽视维修之害，那些十年八载一人固定管带一舰的舰长尽职至何程度，爱国至何程度，还用多说。这批尸位素餐，祸国殃民之辈罪孽大极，今人却因他们多在作战时被击毙，或战败后自尽而喜封这批败类为爱国将领和优秀军官！治史定要套上民族大义不可，而非以发掘真相为务，流弊便是如此。

在近年出版的中国海军史论著里，每见日本因为汪海军部长之选聘数度难产，遂以移交修复后的“宁海”、“平海”、“逸仙”三舰为饵，引诱前国府海军部海政司少将司长许继祥出任此职，后誓言，而汪伪没有本领追究的说法。惟因未见有关的直接纪录，而目前所见的史料则记述颇异，故暂不宜轻信。（注：拙作《海军与抗战》，页193，亦轻信此传闻之言。）

书籍介绍

本书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论文集，对晚清中国海军的创建、民国海军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海军在香港的表现等问题进行探讨，在世界海军发展的脉络中展现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本书搜讨了大量学者未予注意或难以见到的中外海军史资料，运用了海军的高科技知识，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尤其是本书收录了很多珍贵的舰只照片，以详细的舰只数据表格和型线图，直观展现舰只设计和特征，使人耳目一新。

• 作者： 邝海炎 发布时间：2013-05-03 15:46:17

  马幼垣雄霸，可与何炳棣、黄彰健并称“海外史学三雄”。张荫麟、王家俭、唐德刚尽被数落。对49年后大陆海军史研究更多有批评，老辈只肯定了戚其章，新辈则赞姜鸣注释清晰、能用西方罕见史料，赞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图文并茂。

  第一篇谈鸦片战争时的侵华英舰，他利用外文资料涸泽而渔，是其长处，这点茅海建都相形见拙。但其议论却也多文人臆想，比如认为应待英舰近海时万舟齐发，“一旦靠近彼舰，即可飞索攀登，短兵攻击。”这已是茅海建批评过的文人用兵。

  马老多篇文章强调日本海军的软体素质（人才、训练、纪律等）优于北洋海军。典型即是，现在海军史著能把黄海海战的过程讲清楚，就得益于日本海军留下的详细、且依行规作的记录（按分秒记录战程，并附以照片和详确的海战进展图）。否则，单凭中方间接片段偏颇护短的记述，根本无法说清。

• 作者： 冷战老手 发布时间：2013-06-13 15:17:19

  搞文学人的写海军史，比国内近代史研究吃甲午饭的一帮学者都要靠谱，因为后者完全没有海军知识底子。

• 作者： Tradition 发布时间：2013-11-09 16:21:31

  牛逼书终于大陆出版了

• 作者： 沈昆默 发布时间：2019-11-27 19:59:39

  好到不知道该怎么说。

• 作者： 阿道克 发布时间：2019-05-17 16:06:32

  海军史这个小领域里的一部奇书。作者主业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舰船算是爱好。这位爱好者强调研究一手原始资料，强调重视历史的技术问题，对这个研究领域的不良作风做了很尖锐的批评。有些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过于唯技术论了，这种书生意气或许过瘾，并不有助于深入问题

• 闲书杂议一百则之二

  作者：你 发布时间：2010-05-24 22:59:20

  马幼垣先生的治学专业是明清小说史，海军史属于业余爱好，但写出了600多页这么一大本的论文集，光是征引的中、英、日、德等诸国著作文章，就多达数百种，不能不叫人佩服。大部头的难处是不利于我等懒人躺着阅读，更何况是精装本。不过，我怕这话被马先生听到，少不了一顿痛斥，所以不妨正襟危坐拜读之。我说马先生会骂人，其来有自，在此书中尝被马先生斥骂者足有数十人以上，从李鸿章、丁汝昌等历史人物到一些当代学者，“混蛋”与“草包”齐飞，“滥竽充数”和“信口雌黄”共舞。看着马先生痛呼某某某“烂泥糊不上壁”，可知他实为性情中人，亦有拳拳爱国之心。

  马先生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当属近代海军史，尤其是北洋水师史的论述，看得出也是他下功夫最力处。他自称与中文学界主流观点分歧很大，亦非夸张。这些分歧的原因，马先生称是他不把北洋水师获中国近代海军当作一个国别专题史来研究，而是放在世界海军史的角度去考察，避免从敌我角度看事物，“以至把单纯的军事史弄成可以随意加入情绪的民族大义史”。他说，主观之见和过苛之辞不敢说没有，但无根之论和盲吹瞎捧保证皆无。不管马先生的立论是否精准，光是这段话，我觉得中国史学界确实值得对照反省。

  马先生外文颇佳，更兼认真，所以在外国资料中挖了大量证据出来，有些和我们过去熟知的印象相比，的确有较大差异。譬如《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中日海军主将比较研究四题》一文中，马先生在英国查阅档案，发现北洋水师那一批留学英国的管带们原来多是“真放洋假留学”。当时英国一度厚中薄日，清国留学生只要通过考试就能进入正式海军学校，日本留学生根本不准参加考试，但刘步蟾、林泰曾等人连考一下都不敢。马先生更察看到当年这些留学生们上舰实习的成绩单，刘步蟾亦表现颇差，然而“日后做官做到最大”，未免奇哉怪也。这倒也没什么，马先生若生活在今日中国，类似的事情早该见惯了吧。至于刘步蟾和东乡等人同学的故事，马先生揭穿为唐德刚以讹传讹的“神话”。最近唐德刚的历史著作好像走红，但依马先生对其涉及北洋水师的内容之深挖猛打，其可信与公允度似有可议。

  留学归来的精英们马上被赋以重任，成了北洋各舰的管带，并一直到舰队覆灭。这也是马先生痛批的所在。这批假留学的“草包”并无真本事，所以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他们责任重大。马文详细罗列了外购各舰的性能来历，并证明各舰在海龟管带们的领导下，因保养操作不善等故战力下降。如超勇、扬威二舰本来航速在15-16海里，但甲午战时只剩下6-7海里，成为水师严重拖累，而该两舰首任管带正是向有民族英雄之誉的林泰曾和邓世昌。海战中，北洋鱼雷艇福龙号曾近距离三枚鱼雷攻击日舰，日人以为必死，但三雷无一命中，管带蔡廷乾也是海龟。后来威海卫被围，蔡率舰逃跑，可在马先生看来，那些“愚夫之勇”的战死者同样不能掩盖无能之讥。另一方面，东乡一届的日本留学生共12人，进入英国非海军正式学校的泰晤士航校，只有东乡一人毕业，日后能进入一线作战军官行列的除他之外竟然只有一人。他们回日后，都历经了多艘舰只的基层磨练，从几百吨的小艇到几千吨的主力舰，最终成才。同样是留学并草创现代海军，两相对照何其悬殊。

  一般皆说李鸿章和其他满清官员相比懂得洋务和海军，马文对此批驳甚多，称李鸿章不过是私利当先、对内权谋、对外昏庸的“大混蛋”。体现这一点的，是中日海军在外购舰只上的不同。从草创到甲午，买什么战舰都是李鸿章一人说了算，可他买到的没买到的全是劣货。我们从小就知道定远、镇远的威名，但马文通过翻检外文资料，指出该两舰是德国扩张海军初期的实验失败品，而北洋水师派员赴英、法留学船务，却买了两艘德国试验品，显见荒唐。甲午战起，李鸿章情急之下，四处买舰，智利、阿根廷、巴西、土耳其等国海军都成了求购对象。马先生通过罗列李鸿章与下属、经纪人、军火贩子之间的函电往来，展示出他对船务的根本无知，却又刚愎自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北洋水师大舰中唯一的国产货“平远”，因李鸿章和部下的帮派观念受到歧视，但在海战中表现突出，被日本俘获后还参加了日俄战争。

  书中更有多处提到日本海军或者说日本人的国际关系。中方和外人打交道，吃亏极多，给人家占了大便宜反被耻笑鄙视，真正遇到困难时却找不到帮助，围着转的只有坑蒙拐骗之徒。而同样是起步较晚的日人，竟能和诸多列强人物建立私交，并在用得着的时候得到襄助，这当中的缘由，值得深思。联想到去年使馆国庆招待会，我也看到过一幕有意思的细节。与会的西方各国海军武官夫妇与一些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佐夫夫妇相见时，互相行贴面礼，谈笑风生，显然平日就有相熟。反之，我没找到我国海军武官的身影。

  最后，说一段作者马先生好玩的举动。他在文中引用了一段英文资料原文，摆明了说故意不译成中文，就是不想给那些不去用心找论据、挪用他人成果的不良学人占便宜。是不是有点老小孩儿的脾性？然而，他提到的那么多中文著作里的错译（西文资料中提到日本的特别多），也令人理解他的激愤。其实，只要认真查一下字典就好。但在蒋介石变成薛凯申、孟子化身门休斯的年代，“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 雄霸的马幼垣

  作者：邝海炎 发布时间：2013-05-03 15:58:35

        早就知道研究《水浒传》的海外学者马幼垣先生还在台湾出过一本《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而且学界评价不错。去年我在淘宝看到时，曾想买下，但300元实在太贵，也就忍痛作罢。好在今年我们内地的中华书局出版了此书，于是急匆匆买来。该书600多页，篇篇精品，我花了6天读毕，一句话：“快哉！ ”

  　　读完后的整体印象是——马幼垣雄霸，可与何炳棣、黄彰健并称“海外史学三雄”。因为三人都脾气比较大，对自己的专业研究相当自信，而且在史料的掌握上涸泽而渔，相当扎实。所以，在这本论文集中，不但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这些海军掌事者被马老骂作“废物”，张荫麟、王家俭、唐德刚这些名家也尽被他数落。民国天才史家张荫麟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被他批评“长于资料挖掘但英语不够好，海军知识贫乏”。唐德刚论史亦庄亦谐，《晚清七十年》里说“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也去伦敦住它个把月，我保证把这些个小格林威治的成绩单，翻他个娄底朝天。”可刘步蟾、林泰曾根本没有在格林威治读过书，你去哪翻成绩单啊？因此被马老斥为“大放厥词”、“不经大脑”。王家俭更被他讥为“经常作出伟大发明的王先生”，“乱说一顿”，“文章遍布陷阱”， “清季的海校根本没有一所取名北洋水师学堂，一个研究中国近代海军三十多年，著述丰富，享誉弥远的学者怎么会连这类基本常识也没有！”

  　　马老对49年后大陆海军史研究更多有批评，老辈只肯定了戚其章，新辈则赞姜鸣注释清晰、能用西方罕见史料，赞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图文并茂。

  　　 第一篇谈鸦片战争时的侵华英舰，马老利用外文资料涸泽而渔，是其长处，这点茅海建都相形见拙。但其议论却也多文人臆想，比如认为应待英舰近海时万舟齐发，“一旦靠近彼舰，即可飞索攀登，短兵攻击。”这已是茅海建批评过的文人用兵。

  　　而且，马老鄙夷林则徐的无知，怎么却不知道“飞索攀登，短兵攻击”本是林则徐准备好的战法之一呢？对于这一战法，茅海建在《天朝的奔溃》一书里列出的批评理由是：清船靠近必遭重大损失；难进入专对敌舰首尾的斜向夹角；作扇面运动将导致阵法大乱；英舰多包金属材料，即使你靠近了，鸟枪、火罐、喷筒难以得力；英舰高，战斗中攀爬不易……我个人是赞同茅先生观点的。

  　　第二篇谈奥意利萨海战，马老强调作战态度，将领才干、训练素质，而不是奥军的横阵如何正确，进而对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采用横阵提出批评，认为是不晓世界海军大势。可我却倾向国内主流研究的观点。北洋舰队的“夹缝雁行阵”是当时世界海军流行的乱战机动战术相配合的上佳阵型（尽管不如日本的先进）。主要靠舰首火力和撞角战术取胜。在战斗一开始，丁汝昌采用这种阵型，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五个小队（两两一队）从五个方向突破、截断日军的阵型，逼迫日舰进入混战战术。一旦进入混战，北洋海军在航速、火炮方面的劣势，都可以通过近距离肉博一般的撞击战来略微弥补。海战打响约20分钟后，北洋舰队终于与日本联合舰队的部分老旧军舰接近到足以发起乱战战述的距离，下午1时14分，从联合舰队本队中央的位置，北洋舰队成功突击，扰乱了敌方阵地型，导致“比睿”、“扶桑”、“赤城”从本队分出，陷入被北洋舰队围攻的态势，日本联合舰队的指挥也一度陷入混乱。以上说明，北洋舰队的“夹缝雁行阵”并非一无可取，开始也是成功的。但要成功发起乱战术攻击，最关系的因素就是航速。可北洋舰队的军舰老旧，锅炉接近报废，又用着劣质煤，竭尽全力也无法获得高航速，导致乱战术发挥得相当有限，才在下半段的战斗中被高速的日舰围者打，最重败北。

  　　第三篇谈亨利代沪购美制舰骗局，针对“亨利代购的舰62年秋曾赴沪”说，马老的驳斥相当精彩。亨利62年3月才离中赴美，按照当时航速加上逗留时间，他怎么也要秋初才到美。而且，代购舰只最大航速才4浬，横穿太平洋风险大，从欧洲回的话要5、6个月，所以，此说在逻辑和时间上都不可能。

  　　对于甲午战败，马老师似乎更强调软体，而不是硬件，所以，在后面的多篇文章里，马老都强调日本海军的软体素质（人才、训练、纪律等）优于北洋海军。典型即是，现在海军史著能把黄海海战的过程讲清楚，就得益于日本海军留下的详细、且依行规作的记录（按分秒记录战程，并附以照片和详确的海战进展图）。否则，单凭中方间接片段偏颇护短的记述，根本无法说清。

  　　茅海建曾对他一个学生说：“一定要把英语学好！然后，赶快去学法语！你想做上海史的话现在法文档案利用率很低。如果你想要弄国际关系的话，去越南！中法、中美都在那里打过仗，但一直没人能做多国档案的比较研究，最好的方法是去越南留学，学越南语！”马幼垣雄霸的原因有二：一是，外语好，他弟弟又先后掌理过芝加哥大学、香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藏书特丰的东亚图书馆数十载，以至有对海外海军史档案涸泽而渔的客观条件。二是，他将尽量网络海外刊物、档案视为必须的研究程序，以详尽交代细节和史源为责任所在，遇到编辑经费不够要删减篇幅时，情愿不发表。这种固执与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战法何其相似？而何炳棣、黄彰健、茅海建也都推崇过这种治史方法，又岂是偶然？！

• 经世、致用、励志的历史研究

  作者：安石榴阿措 发布时间：2012-07-30 00:42:23

• 孙建军对马幼垣的再次反驳（1）——北洋舰船为何要去长崎油修？

  作者：小剑仙 发布时间：2014-07-09 22:53:39

  北洋舰船为何要去长崎油修？

  ——再与马幼垣先生商榷

  　

  孙建军

          一、前言

  我的一篇小文《1886年北洋舰船长崎油修起因辨析》（以下简称“辨析”）（1），对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马幼垣先生的大作《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以下简称“新探”）中的部分观点（2），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即马先生从所谓“海军专业史和世界海军史的角度去考察”，认为1886年（光绪十二年）丁汝昌等带北洋舰船往日本长崎油修为“愚笨误国”，而我则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军情等实际背景出发，以为那不过是“无奈而亦无大害的选择”。马先生不以我弱小愚陋，著长文回应我，大费唇舌地开导、指教，让我感动莫名。马幼垣先生的大作《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样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以下简称“敬答”），发表在《九州学林》五卷三期（总十七辑）上（3），反复捧颂，受益匪浅。我的文章给了马先生痛骂李鸿章、丁汝昌们的机会，骂得入骨，骂得痛快，让我再次领略了马先生泼辣的文风和凌厉的辩才；马先生的议论汪洋恣肆，信息量绝大，令我获得新知良多。

  我原文中两处明显且严重的错误：1，铁舰必须“每年一修”的定例，被我搞成了“每半年一修”；2，上海的祥生船厂被我“错植到香港去了”（4）。这些没能逃过马幼垣先生的火眼，均以大篇幅予以批评指正。“知识浅陋的丁汝昌起码没有犯此过失”，而“喜欢海事的孙先生”竟作此等“发明”（5）。这实在令我惶愧汗颜，不敢有任一托词而自辩。对马幼垣先生发问我的“定远”级舰“要行驶多远才能掉头”等9个问题（6），我只能如马先生所言：“此等问题我多无答案，有些则仅仅知道一点点。”虽然如此，我还是要遗憾地向马先生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仍然未能说服我。换句话说，我关于北洋舰船去长崎油修不过是“无奈亦无大害的选择”的观点，不仅没有因马先生的激昂而改变，还对马先生的议论增加了新的疑问。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以为，应先搞清丁汝昌们为什么去，如何去的？逐一按照北洋舰船长崎之行的来龙去脉，分析马先生提出的问题，才能说明白丁汝昌们究竟是否“愚笨误国”了。这毕竟是第一位的。

  确切地说，我并非对马先生所有的意见都不接受。写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我承认马先生所指出的错误，并就新的疑问向马先生请教。请马先生容忍我“不可教也”的顽固。

  二、“照章上油”——长崎之行远因之一

  马幼垣先生说：“舰船泡在水中，自然会有微生物粘附船底。若积累得太厚，会影响航行速度，甚至侵蚀船底。因此舰船需要按时入旱坞清刮船底，漆傅新油。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7）马先生还说：“清理舰底，重新油漆是周期性的例行事。”（８）那么，舰船上坞的周期应该是多长时间？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呢？我的小文把“每年”给弄成了“每半年”。马先生紧紧揪住这个错误（马先生讥为“发明”），多次向我发出质疑：“孙先生说铁甲舰每半年就得刮底刷油一次，不知何据？当时西方海军的铁甲舰果有这样的维修常规吗？……海中微生物粘附和积累的速度，各舰不同，可快可慢，多久才需要刮底一次如何立规？”（9）

  马先生根据“海中微生物粘附和积累的速度，各舰不同，可快可慢”的理解，质疑军舰“多久才需要刮底一次如何立规”，并用英国“大胆”号（Audacious)、智利“恩嘉拉达”号（Blanco Encalada)2艘军舰连续11年没有在某个船厂（有否去过他坞，马先生没有交代）上坞记录的非正常现象，来证明军舰的油修无须一个时间上的定规。事实并非如马先生所言。马先生以自己拥有大量的洋资料而颇为自负，但显然对中文资料掌握不多。

  1881年5月21日（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刚刚签订了第一艘铁甲舰购置协议后，德国伏尔铿厂（AG Vulcan）总工程师Rudolph Haack（李凤苞、徐建寅的日记里译为“哈格”，今译“鲁道夫·哈克”）就向协助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丹崖）办理购舰事宜的参赞徐建寅（仲虎）介绍了铁甲舰坞修的规定和油修的办法。徐建寅在当天的日记里做了详细记录：

  “三点钟，哈格来云，铁船每年必一次入坞上油。虽本年已上油一次，若派出洋当差，先须再入坞上油一次。凡上油，先视其不妥处，用小锤试击，内有锈则油皮自然脱下，用三角刮刮下，再用钢丝帚刷之。上油二层，再与油皮不能落下之处，同上油一层。船内有赛门登石灰(10)结住者，不必上油。其余各面，皆应察看。如有不妥处，亦试击刮去，上油与船外面同。德国有铁甲船，已用至十五年，皆未锈坏，不过照章上油而已。”(11)

  “铁船每年必一次入坞上油”。显然，这就是马先生“多久才需要刮底一次如何立规”的答案。一个案例肯定说服不了马先生，不妨再举一例。掌握铁舰上坞除锈、涂漆知识的不仅限于徐建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为马先生推崇备至的许景澄（竹筼）。

  许景澄于1884年10月23日（光绪十年九月初五日）抵德国柏林履任，接替李凤苞担任出使德国大臣(12)。在使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许景澄积极吸纳世界新知，并着手撰述他的“绝世之作”（马先生语）《外国师船图表》。在该书，他详细记述了铁船油修的原理和办法：

  “船料旧惟用木。道光元年，英格兰部始造铁船，人初以为不便：一，铁遇海水易锈；二，船底生蚝虫，能减速率；三，船行有吸差，罗针不正；四，铁多冷气，与空气触结，居人易受潮湿。近年铁船必外涂红铅粉或毒油，底板岁一刮洗，以船坞淡水浸之，蚝虫即死。” (13)

  徐建寅、许景澄二人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坞油修，如何油修，油修的时间规定，而且还让我们知道这项工程绝非如马先生所谓的“蛙人”可以处理的。(14)

  许景澄不仅重复强调了“底板岁一刮洗”的常规，还在接收“定远”、“镇远”过程中亲自将这一知识付诸实践。

  “定远”、“镇远”相继建成(15)之后，因为中法战争等原因(16)，未能如期来华。延宕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签订和约后，二铁甲舰始得成行。掌握了舰船油修这一海军新知的许景澄，鉴于二舰已经下水过久，“船底油漆不免蚀腐”，遂协商德国海军部，安排二舰于放海前，再行检修，并多次向总理衙门汇报了铁舰坞修的情况：

  “铁舰事宜，经电商北洋大臣酌量先备(17)。现与德海部商借船坞，饬两舰即日入坞修整。(18)”

  “四月二十二日（19），奉达德字第十四号函，计已察入。三舰驶华事宜，前已电商李节相，次第布置。现复钦奉谕旨，谨当赶速料理，俾可克期启轮。弟以前月杪驰赴海口，督催一切，并察看坞工。定、镇二舰守泊将近一年，船底油漆不免蚀腐，惟刮视铁身，均无损伤，盖海水卤恶，即蠡介之类皆易剥蚀船质。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以资防护。记数年前，日本之扶桑舰忽致锈坏，实即受病于此。现定、镇已先后出坞，济远即日由瑞纳门海口驶至溪耳，仍借德坞修整，已与李节相商定同日开驶，呼应较便。” （20）

  “本年三月间，法事初定，臣以三舰筹备行驶，头绪纷繁，猝难办集，因电商李鸿章先行补购炮位，查估需用弁役各数，并商借德国海军水师船厂，饬各舰次第入坞油漆见新。……五月廿一日，致祭天后，……礼毕，即于是日(21)展轮内渡。”（22）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半年”的定例，却有一年的立规。这并不是丁汝昌们的发明，也不是我孙建军的发明。“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这个知识是通过马先生百般赞赏的许景澄引进到国内的。许景澄不但从德国人那里掌握了这个“定例”，而且还急急忙忙地实践了它。在马先生眼里，许景澄是中国晚清时期堪任北洋海军提督的两位人选之一（另一位，马先生认为是马建忠）(23)。以如此高明之许景澄所说且做并引进中国的“定例”，丁汝昌们是不敢不遵守的。

  说完这些，我还有一个案例提请马先生注意。1886年1月3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函奕譞，谈到舰船坞修的必要性时谈到另外一个马先生显然未曾注意到的内容：

  “前在英厂购到蚊船数只，均系钢片镶做，岁须两修。”（24）

  “定远”、“镇远”二舰“次第入坞油漆见新”， “先后出坞”，与“济远”一起，于1885年7月3日（光绪十一年五月廿一日），从德国基尔港启程，10月间相继抵达大沽(25)。11月17日（十月十一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不顾“朔风甫劲”，亲“赴大沽出口，督试‘定远’、‘济远’等铁舰，出洋驶行至旅顺。”(26)而后，丁汝昌即督率诸舰南下厦门、澎湖一带冬操(27)，开春又为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醇亲王奕譞校阅海军而忙碌。1886年5月，奕譞、李鸿章检阅海军(28)；大阅甫结束，丁汝昌又奉命查勘胶州湾。在这之前，丁汝昌们即已开始联系二铁甲舰坞修的事情（下文将提及）。

  “定远”、“镇远”上次在德国坞修是1885年6月的事情，转眼将近一年（马先生说成是三四年，显然是未能读完许景澄函稿的缘故）。李鸿章、丁汝昌、琅威理（William Metcalfa Lang）们对此是清楚的，而专程赴德国“协驾铁舰”回华、“随船观摩”了3年多的刘步蟾(29)更是心知肚明。“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按此规定的期限已经逼临，这需要提前筹备、“预先安排”，不能临时周章般地去处理。可是，到哪里去坞修呢？哪里有坞呢？李鸿章、丁汝昌、琅威理们心里是明白的。

  三、“有船无坞”——长崎之行远因之二

  马幼垣先生认为，“一支健全的海军必须有健全的后勤配套”，这话在理论上没错。但是，马先生说，北洋海军“只管添舰而忽略了船坞发展得同步进行”(30)，却不见得公平。马先生不了解晚清船坞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也完全无视北洋海军发展的恶劣环境和严酷现实。

  马先生指李鸿章辈所采的是“先买舰，其它慢慢再说的策略”(31)，这一说法与我们看到的史实相距十万八千里。早在1876年1月16日（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鸿章在起意买船时即已考虑到修船的问题，他在给沈葆桢（幼丹）的信里谈到：

  “承钞示日意格函稿，定制铁甲船似系新式，闽厂想可修理。”(32)

  1877年9月21日（光绪三年八月十五日），李鸿章在给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春帆）的函里，正式表达了建坞应早于购舰的意思：

  “铁甲船为海防不可少之物，……无论船样稍旧，价值非廉，现无修船之坞与带船之人，何能贸然定购？”（33）

  同年11月25日（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致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再次讨论了购买铁甲船与建设大型船坞的问题：

  “铁甲船本应定购，……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弟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至尊意缩其尺寸，以就闽、沪之坞，铁甲至小者吃水必一丈七尺以上，沪坞固不能进，闽坞亦未能容，另辟船坞则须巨款。如购一船，创建一坞，既无指项，亦觉不值。” (34)

  其后，李鸿章多次与吴赞诚（福建船政大臣）、李凤苞（出使德国大臣）、黎兆棠（继任福建船政大臣）、郑藻如（上海制造局道员）等讨论购买铁甲舰及修建船坞，探讨扩建闽沪船坞或购买福建天裕洋船坞及广东黄埔洋船坞的可能性(35)。“然而一以南洋大臣沈葆桢去世，继任者对于海军并无多大兴趣，对于船坞建设更不积极支持。二以日本兼并琉球及俄国侵占伊犁的刺激，北洋防务益形吃紧，铁甲船既为北洋所购，则船坞自以位于北方为宜。因此，遂不得不将其目标转移于北洋各口。”(36)对大连湾、烟台、胶州湾、威海卫、旅顺口等处，反复权衡比较，听取朝中各色人士的意见，考虑到经费和守备等因素，李鸿章最终确定优先建设旅顺，并于1879年11月（光绪五年十月）取得了朝廷的认可。1880年11月（光绪六年十月）第一期工程上马动工。

  马先生说，至“定远”、“镇远”两舰“来华服役多年”，旅顺大坞这一“配套的船坞还在慢条斯理地建筑” (37)，此话实在有些过份，不近情理！马先生反复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外国资料之多，如果对国内汉语史料也有所掌握的话，马先生就应该知道此时“定远”、“镇远”两舰“来华服役”不是“多年”而是不足一年；更应该知道旅顺大坞建设以及北洋海军缔造的艰难。至少马先生应该看一下袁保龄（子九）的《阁学公集》 (38)。袁保龄以一介书生主持旅顺船坞工程建设，冒严寒酷暑潮湿，餐风露宿，呕心沥血，终致积劳成疾，48岁即病逝于旅顺。袁保龄函稿中反映建坞过程中的种种艰难，我看这些资料时，忍不住要掬一把辛酸泪。有人性的人绝不会指责他们的建设是“慢条斯理”，也绝对发不出如此“荒唐言”来的。

  李鸿章对舰船坞修的必要性和北洋船坞建设的现状始终是关注的。1886年1月3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函醇亲王奕譞，汇报了建坞的迫切性和北洋船坞建设的现状：

  “船坞一项，为水师根本，必不可省之工。凡各国有铁舰快船者，皆必先立水师口岸，先修大石坞。鸿章前于筹议海防事宜折内详细奏明……前在英厂购到蚊船数只，均系钢片镶做，岁须两修。蚊船吃水仅八尺，故先在大沽建坞，修理出入较便。此坞木底无石，为费颇省。嗣购到超勇、扬威，吃水十五尺，不能进大沽，每年赴上海洋商船坞修理，已形不便。今又添定远、镇远、济远，吃水至二十尺，不但沽口不得入，即沪口、闽口皆不得入。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铁舰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鸿章今年始聘到德国监工名善威者，相度旅顺口内地基，堪以创建船池石坞。其口门有导海机器挖沙船，随时浚深，铁舰可入内停泊修洗。估计坞厂库房各工照西国水师口岸办法，约需银百三十万两，限三年竣工。此后南北洋无论再添铁快舰若干，皆可就旅坞修理，不致为英、日所窃笑，有警时亦不受制于人。务祈殿下主持而助成之，则水师根基固。……惟现添三舰均系铁船，终年巡海，蛎苔侵蚀，必须每年一修。又吃水过深，不能进大沽闽沪各坞，必须暂借洋坞修理，所费更巨。”(39)

  1886年2月21日（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李鸿章又一次致信奕譞，其用意跟上函一样，都是祈求争取奕譞这位超级权贵的支持。没有这位皇帝亲爹“支持而助成”，李鸿章的事业恐怕要雪上加霜。马先生说北洋舰队无修船大坞的尴尬处境是李鸿章、丁汝昌辈“自己炮制出来的” (40)，实属欲加之罪。这样的处境，李鸿章“炮制”不出来，丁汝昌更“炮制”不出来，乃是满清王朝整个大环境使然，是时代的悲剧，非人力所能为。李鸿章在信函里给奕譞解释了旅顺澳工进展拖期的原因，并再次强调建坞的迫切性：

  “惟旅顺浚澳之工，前因法事吃紧，专顾防务，以致澳工尚未告竣。现在西澳已浚之处可以泊多船，尚嫌进出路窄，转棹不能宽绰。东澳本是浅滩，现正集夫开浚船池，约周三里，深二丈五尺，将来可停铁舰快船多艘。因连澳之船坞甫经兴工，不便开坝放水，故铁舰尚不能驶入澳内……至军舰收泊之区，必须有大石坞预备修理。西报所讥有鸟无笼即是有船无坞之说，故修坞为至急至要之事。”（41）

  这种“有鸟无笼”的局面难期短时改变，兴建中的旅顺大坞迟至1890年11月9日（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方得竣工(42)，远水显然救不得近火。但，舰船不能不修，已有日本“扶桑”舰的前车可鉴（注意，这个案例可是许景澄介绍的(43)）。被朝廷、李鸿章视为珍宝的定、镇二铁甲舰，丁汝昌们自然不会掂不出它的份量。尽管马先生为丁汝昌们提出了去新加坡、海参崴等“高明”的主意（真相容后揭晓），但丁汝昌只能按照他所处的实际背景和自己的思路进行。

  四、联系港、沪船坞中断——长崎之行近因之一

  晚清海军是新生事物，其建设在艰难困苦的条件起步，借鉴英国海军模式建军，舰船购自英、德，一切向着正规化而努力，既有“定例”可循，丁汝昌们当然要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合乎规范。马幼垣先生认为，舰船油修可以拖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那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和见识。对于百多年前的丁汝昌来说，“定远”、“镇远”这对李鸿章千辛万苦弄来的崭新的心肝宝贝，他们必是认认真真、战战兢兢地对待的，何况按规范操作“照章上油”并没有错，更没有理由认为丁汝昌“小题大做”！不过，在马先生那里，英国人“按此程序去办事”，马先生会大加赞许(44)，丁汝昌按程序办事，则被马先生讥为“无胆识”。

  马先生说，定、镇二舰去上次上油时间已有三四年，看得出马先生虽然多次强调许景澄的高明(45)，并读到了《许文肃公遗稿》中关于“定远”、“镇远”建造“工程完竣后的验收”部分，却并未耐心地读下去。前引许景澄电文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上次坞修是1885年6月，按照“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的规定，丁汝昌当然要“速筹坞修”了。马先生显然不了解这一情况，故发出如下错误言论：“‘定远’下水于1881年12月28日，至1886年夏泡在水中仅四年半；‘镇远’下水于1882年11月28日，迟了差不多整年故只泡在水中三年半。两舰的建材并非特劣，即使舰底从未清刮过，积苔总不致如丁汝昌所说到了‘须速筹备进坞’的程度。”（46）

  既然“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丁汝昌、琅威理们乃积极地想办法，在与津海关税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津海关道周馥（郁山）、招商局会办马建忠（眉叔）和李鸿章重要幕僚罗丰禄（稷臣）等会商之后，把目光集中到了香港，以及上海英商的祥生船厂（Boyd & Co.）。丁汝昌漂泊海上，处无定所，没有无线电联络设备，只得将与船厂联系洽商的事务委托周馥等岸上诸人帮助办理。

  1886年6月12日（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丁汝昌接到李鸿章“去胶州察测港道”的指令。6月23日（五月廿二日）即出发前往胶州的前一天，丁汝昌在威海卫接连发出两函，一给罗丰禄，一致德璀琳，全是催问此前委托他们联系香港、上海两地船厂坞修定、镇二舰的查询结果。

  丁汝昌在给德璀琳的信中，要求德璀琳尽速落实香港有否空坞，以便及早预约：

  “津门别后，在沽小住数日即东来，中途于旅防勾当公事停桡数日。昨者由芝罘达威，翼日仍须带领各艘去胶州察测港道。敝军定、镇急须筹备进坞，前执事云香港有坞，曾允电商，刻下计当得有回电。可否之处，希即遄告，递交烟台新关存交，俾可早为定夺，免致临时瞻顾有误。”(47)

  丁汝昌致信罗丰禄，催问的是与上海方面商谈的结果。北洋舰船“超勇”、“扬威”此前曾多次在上海“船坞洗刷油漆” (48)，丁汝昌们对上海船坞的状况是清楚的，为此还特地电请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49)这位船业人士代为联络。祥生船厂并无承修铁甲舰的经验，尽管厂家态度踊跃，丁汝昌仍担忧空言误事，故特别追问祥生船厂能否承诺提供船舶保险的问题：

  “定、镇两舰须速筹备进坞，前合执事暨郁山观察会电眉叔妥商。祥生厂是否出据能保该两船入坞无碍一节，刻下曾接回电与否？得有确信，方可豫为定夺，免届时瞻顾有误。倘仍未来复电，仍祈从速电催，能否之处，必须一言为定。祈即遄示，递交烟台文报局转交。” (50)

  第二天（五月廿三日），丁汝昌又致电周馥，指出祥生船厂基础条件（“坞基”）薄弱，重申为求慎重祥生船厂应办理“保险”，并附交了琅威理的书面意见：

  “伏念祥生厂坞初次承入此等巨舰，所可虑者坞基质弱，设有不测，患即匪鲜。设该厂诚有把握，允以此两铁舰制价保险，自可照办。外附琅威理所议一纸，祈译阅。”(51)

  7月9日（六月初八日），丁汝昌在接到德璀琳电告其香港船厂接修铁甲舰的困难（“须改造坞底龙骨等”）后，即与琅威理“会商”，暂停与香港船厂的洽商（“暂作罢论”），并将这一的意见回电德璀琳：

  “昨奉答章，谓香港坞（52）尚须改造坞底龙骨等事，当即会商琅公威理，据云彼已知该坞不能入此巨舰，船图似亦未便轻与人看，只得暂作罢论。”（53）

  说到这里，有一事需要交代。马先生认为，丁汝昌提前没有与琅威理商量、没有寻找其它船厂是个大错。我们今天的确没有看到丁汝昌协商琅威理的其它记录和寻找过其它船坞的文字，但是，马先生凭什么就认定丁汝昌们没有考虑寻找其它船坞呢？怎么能说丁汝昌没有事先与琅威理商讨过呢？“琅威理所议一纸”、“会商琅公威理”，难道不是琅威理在郑重发表意见吗？将与香港船厂的联系“暂作罢论”（“暂作罢论”就是以后再联系，不正合乎马先生所谓坞修可以拖延、缓期嘛），难道不是丁汝昌“会商琅公威理”的结果？马先生认为：一件事情不会因为没有文献支持而就可以认为其根本没有发生。马先生还举例加强自己的这一观点：“治史从来都不会是这样容易的事。谁也没有见过长崎入坞的帐单和付款收据，难道便可以说‘定’、‘镇’二舰根本未在长崎入坞，或谓日人免费维修、不收任何费用吗？”（54）但是，马先生为批评丁汝昌们，却自废己言，随手就推翻了自己的上述逻辑。原来马先生治史竟是这样的容易！

  丁汝昌、琅威理既已决定将与香港船坞的联系“暂作罢论”，而与上海祥生船厂的洽商，未及等到其做出“保险”承诺，也不得不中断了。因为，他们已经接到命令东巡朝鲜。

  （未完待续）

  注：

  （1）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7页。

  （2）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新竹：《清华学报》，新二十四卷第三期（1994年9月），第297～298页。又见，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第二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4～55页。

  （3）2008年2月26日我收到《九州学林》2007年秋季卷的样书，因我有文《证据法视角下审视丁汝昌自杀案》。

  （4）这两处错误，在我成书之后再修订文稿过程中发现并改过，马幼垣先生虽阅过我的修改稿而仍针对原稿，这是对的，因为马先生行文时，原稿是唯一的发表物。我的修正稿，见于《大连近代史研究》（第四卷）第62～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5）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九州学林》（总十七辑），2007年秋季卷，第232页。

  （6）为避免给未阅过马先生原文的读者造成困惑，也为引起更多学者对此等问题的关注，兹录如下：“1，这款舰要行驶多远才能掉头？2，主炮的射界有多少度、仰角呢？俯角呢？为何炮管这样短？3，所用的150公厘/35的副炮有多少条来福线？每条的深度呢？4，那些75公厘9.5磅弹克虏伯炮安装在那里？这款炮身倍多少？5，三个鱼雷发射管有几个可调整发射角度？可调整者的旋回角度、仰角、俯角各为几度？6，长官怎样指挥发射鱼雷？7，每艘舰除携带两艘鱼雷艇外，有无载备其它战斗性的附艇？如有，多少艘？如何武装？8，究竟有几门速射炮械？什么口径？什么型款？安装在那里？9，各种炮弹的可容储备量各为多少？鱼雷能储备几枚？炮弹和鱼雷存放何处？如何运送往各岗位？”这9个问题之外，马先生认为值得一“偷”且日人志在必得的“秘密”还有：护甲“何处厚，厚到什么程度？何处薄，薄到什么程度？厚薄接连处是渐变的？还是突变的？护甲的厚薄和舱内各部门的布置关系如何？”“主炮有多少条来福线？每条有多深？有多长？”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28～230、221页。

  （7）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19页。

  （8）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3页。

  （9）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7页。

  （10）Cement，水泥。

  （11）徐建寅著、何守真校点：《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3页。

  （12）《驻德李使来电》（光绪十年九月初五日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808页。

  （13）许景澄：《外国师船表八卷杂说三卷图一卷》（卷九），光绪十二年二月，柏林使署石印，第七页。

  （14）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2页。

  （15）“定远”、“镇远”、“济远”下水的情况，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0、82页；喻岳衡辑注：《曾纪泽集》，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11月版，第184页。

  （16）“铁舰两年来备全四次，将开又止。初次海部人散，二三次遵商劼侯，以不可冒险，四次因谅山事，电商暂候。”《寄译署》（光绪十年八月初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282～283页。

  （17）“舰折批旨，着俟海道通即驶华。但预备须两月，应候详约成始办或先备，乞示。”《驻德许使来电》（光绪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490页。

  （18）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四月），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版，第1154页。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380页。

  （19）1885年6月4日。

  （20）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五月），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第189页。又见，丛刊《洋务运动》（三），第380～381页。

  （21）光绪十一年五月，“三舰即以本月二十一日开行。”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六月），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第192页。

  （22）许景澄：《筹办定远等三舰回华事宜折》，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第51页。

  （23）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3页。

  （24）《覆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5），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840～2844页。这里还需说到另一话题，马幼垣先生曾经指责魏瀚造“平远”舰的种种问题，其中说到：造“平远”舰的“钢料的素质同样是问题。该舰在1888年1月29日下水，1889年9月28日试航，旋乘在沪入坞修理之便，清刮积附在舰底的苔衣蛎壳。刚试航，还未交收的新舰怎会出现这种情况？……自此至‘平远’舰正式归北洋所有，仅过了七个月左右（其间还包括返闽厂大规模修补，并不一定泡在水中[就算泡也是泡在河水而非海水]好一段日子），李鸿章又抱怨该舰舰底积聚物厚至影响速度！崭新舰只的舰底竟经常是这状态，该舰所用钢料之劣不用强调。” 马幼垣：《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香港：《岭南学报》，新第二期，2000年10月，第225页。马幼垣先生这个结论和质疑，足以显示其不掌握铁甲舰的油修常识，更不明白钢甲舰油修的基本常识，且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比被其屡屡斥为“没头没脑”、“不懂海军”的李鸿章所拥有的舰船维修知识为多。

  （25）“‘镇远’九月廿一、‘定远’廿二换旗，‘济远’廿四到沽。”《寄柏林许使》（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566页。“‘济远’初二换旗。” 《寄柏林许使》（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573页。

  （26）《寄译署转醇邸庆邸》（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575页。又见，《验收铁甲快船折》（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3），1999年9月版，第1641～1642页。

  （27）《报验济远兼陈军舰避冻》（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5），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840页。

  （28）《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日记》，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32～251页。

  （29）刘步蟾等人在德国期间的学习、游历情况难详，零散的记载有：“派刘步蟾等十一员弁赴德，协驾铁舰，以便练习，月内起程。”《寄李使》（光绪八年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9页。“伏耳铿帮夥巴士在津，已令电致该厂，拟派刘步蟾等随船观摩。究应何时起程，望电示，以便部署。”《寄李使》（光绪八年二月十六），上引书，第9页。“‘定远’既拟缓开，刘步蟾等应督令在洋认真学习本领，勿任荒惰，俟‘镇远’验收，一并回华。”《寄驻德李使》（光绪九年六月三十日），上引书，第59页。光绪十一年六月廿九日：“……饭后，刘步蟾、杨兆鋆来久谈。” 刘志惠辑注：《曾纪泽日记》（下），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第1427页。“游击刘步蟾等前经臣派赴德国照料铁舰工程，该员等驻洋三载有余，于制造、驾驶各理法认真研究，颇有心得。此次帮同德弁驾驶来华，远涉风涛数万里，俱臻平稳，实属不避艰险，奋勉异常。……该游击等往返重洋，究心船学，材艺既堪造就，劳绩实迈寻常，自应援照成案择优拟奖。”《驾驶回华人员请奖片》（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3），1999年9月版，第1642页。“八年夏，派赴德国，验收所购定远铁舰鱼雷炮械。旋调往高士堡学堂，精究驾驶、枪炮、算学、电学。十年夏，由英回德，沿途参考英、德海军各港口风潮沙线。到德后仍回定远铁舰。十一年，协带回华，派充本舰大副，奏奖篮翎千总。”池仲祐：《林镇军少谷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第401页。上述资料，不足以看出刘步蟾、林履中等人在德是如何学习的。但是，“定远”、“镇远”回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赴旅顺，堪以说明，刘步蟾等确已具备了独立管理、驾驶铁甲舰的知识和技能。

  （30）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九州学林》，2007年秋季卷，第233页。

  （31）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1页。

  （32）《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681页。

  （33）《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三年八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713页。

  （34）《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5），999年9月版，第2719页。

  （35）《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705～2709、2743、2758页。

  （36）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旅顺建港始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99页。又见氏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台北：国立编译馆，2000年4月版，第295页。

  （37）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1页。

  （38）袁保龄：《阁学公集》，宣统辛亥夏,清芬阁编刊，天津华新印刷局代印。

  （39）《覆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840～2844页。

  （40）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0页。

  （41）《论旅顺布置》（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847～2848页。

  （42）“现在坞水吸干，‘平远’兵船已入坞修理。……凡船入坞油底之后，即可出坞靠岸，镶配修整，做工极为便利。”旅顺大坞工程，“系於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一月九日收工完竣。”“嗣后北洋海军战舰偶有损坏，均可就近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须靡费巨资。”《验收旅顺各要工折》（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4），1999年9月版，第2007～2009页。又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611～613页。“（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日记　旅顺兴办船坞大工，丙戌夏秋间，由法人德威尼包办，工程计价一百二三十金。现届四年，大工甫竣，工料尚称坚实。……至其规模宏敞，实为中国坞澳之冠。”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79页。

  （43） “许景澄的《外国师船图表》是绝世之作，充分证明其世界海军知识丰富。”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3页。

  （44）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0～251页。

  （45）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1、253、258页。

  （46）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6～237页。

  （47）《致德税司》（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二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07～109页。

  （48）《丁汝昌致口雨芝》（光绪八年十月初十日），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26页。

  （49）马建忠（1845.2.9－1900.8.14），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幼入上海徐汇公学，再入耶稣会在上海举办的初学院作修士，习法、英、希腊、拉丁文等。1877年（光绪三年）已为李鸿章幕僚的马建忠，经保荐以郎中资格做为第一期福建船政赴英、法学习人员的随员，入法国政治学堂，习法律，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涛、曾纪泽的翻译，1880年（光绪六年）归国，重回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1884年初至1891年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95年随李鸿章参加中日马关谈判。1898年完成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纵观马建忠的一生，可以看出，马幼垣先生称“马建忠出身福州船政”，又说其“非船业人士”（“敬答”，页253、234），犯了双重的错误。

  （50）《致罗稷臣》（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二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第109～110页。

  （51）《致周郁山》（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三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第111页。

  （52）应指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and Whampoa Dock Co. Ltd）的九龙船坞。1889年末、1890年初，“定远”舰始来此坞修，成为“中国舰队中第一艘来此修理的兵船。”《捷报》，1890年2月7日转载香港德臣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 1840－1895年），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第12页。

  （53）《致德璀琳》（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第113～114页。

  （54） 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新竹：《清华学报》，新二十四卷第三期（1994年9月），第248页。　　　

  　

• 【转】陈悦：《靖海澄疆》——刺痛人心的中国海军史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1-15 23:33:13

  作者简介：陈悦，江苏靖江人，现居山东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长年专注于海军史、近代军事的研究和普及，主要著作有《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甲午海战》《中日甲午黄海大决战》《中法海战》《船政史》《北洋海军舰船志》《近代国造舰船志》《中国军舰图志（1855—1911）》等。

  文章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3,(18)

  《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是中国近代海军史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晚清中国海军的创建、民国海军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海军在香港的表现等问题。本书对中外海军史资料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罗，运用海军科技知识，在世界海军发展的脉络中展现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对相关人物、史事进行独到的评价，发前人所未发。本书收录了大量珍贵的舰只照片，提供了详细的舰只数据和型线图，直观展现舰只设计和特征，使人耳目一新

  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里，海军史研究是一个十分特别的部分。

  清末1888年，北洋海军在山东威海正式成军，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海军，就那时开始算起，中国拥有现代意义海军的历史至今不过才区区一百余年，放在绵长的中国历史大河中去比量，这一点点距离似乎算不得什么，然而就是这区区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国的海军发生了那么多的史事：日本吞并琉球国、中法马江之战、中日甲午海战、民国海军混战、抗战海战等等，围绕中国海军发生的这些史事又大都直接、间接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程度不一的影响。同时，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海军的历史里又产生了太多的疑题、迷雾和不为人所知，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海军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在学术界以及民间还争论不休、迄无定论，各种值得考证辨析的研究课题几乎俯拾皆是，由此也使得中国海军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活力。

  上溯起来，中国的海军史研究几乎是伴随着中国海军的问世而诞生的。1885年，时任驻德国公使的外交官许景澄凭着在为国家订购军舰过程中所萌发的对海军事务的兴趣，在德国使馆编译出版了名为《外国师船图表》的著作，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部专业海军年鉴，同时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开启了中国海军史研究的篇章。此后，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国、新中国，围绕中国海军历史的研究开始代代不绝，学人也不断涌现。

  其中，出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迹象，研究中国海军历史的学者竟然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并不是以此为生的非职业学者，绝少有海军军方、或者院校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者来进行这种历史研究。民国以降，清华大学的历史学者张荫麟先生、剧作家田汉先生、文史学者唐德刚先生、威海的中学语文教师戚其章先生、上海的企业家姜鸣先生等先后涉足这一领域，对中国海军史展开研究，这些海军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共同的特点就是专业，但非职业。

  最近几月来，在内地读书圈中出现了一部关注热度不低的海军史新书《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其作者马幼垣先生，同样也是一位专业而非职业的海军史研究者。

  1940年出生于香港的马幼垣先生是武侠文学大家金庸先生的表弟，其职业本行是治中国古典文学史，尤其在侠义气息浓郁的《水浒传》的研究方面赫赫有名。圈外人很难想到，这位有着很多古典文学史著作的专家，竟然对海军史研究如此的一往深情。

  马幼垣先生曾任教夏威夷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等海内外院校，先生从夏威夷大学荣休后，又应香港岭南大学聘请赴港担任教职。可能是已届退休，颇有职业精神的马幼垣先生终于可以渐渐卸下职业本行的研究工作，而转为投入自己颇有兴趣的海军史研究。在马幼垣先生任教岭南大学的期间，香港似乎一夜间成了中国海军史研究的中心，先生参与推动举办的《中国近代国际海防研究大会》在那时创会，至今已历三届，成了海军史研究界的重要会议论坛。而在先生任职岭南大学期间，岭南大学的学报几乎成了中国海军史的学报，每期都能看到马幼垣先生撰写的海军史专文。由于文章的观察角度特别，引用材料广博，成为当时海军史研究圈内很多学者心向往之但却难以觅得的宝物。这些陆续发表在《岭南学报》上的论文，正是《靖海澄疆》一书的主要构成部分。

  《靖海澄疆》一书本质而言，属于学术论文集，其收录的主要是马幼垣先生在2000年前后写作的中国海军史论文。该书早在2006年准备由台湾联经出版时，因为和马幼垣先生是忘年交朋友的缘故，我便早早得以阅读了全稿，台湾联经繁体字版出版后，大陆的研究者、爱好者并不易得，直到今年由中华书局引进版权，出版简体字版，马幼垣先生的这些文章才真正在最广大的华文阅读圈内得以传播。值得一提的是，马幼垣先生对于出简体字版有个特别的坚持，即宁可不出版，也不希望繁体字版的内容在转化为简体字版时出现删节或修改，同时还要求简体字版的排版必须要与繁体字版页页对应，即每一页的行数、字数、内容等等，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必须完全一致。难得中华书局深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对这些要求一一应允，使得大陆简体字版原汁原味地保留了繁体字前版的面貌。

  1949年以后，中国海军史研究的发展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即以2000年为界。在2000年以前，中国海军史研究的主要着重点还集中在人物研究、历史事件分析、历史意义的评述等层次上，对于构成海军的重要元素——武器装备、技战术知识等专业性颇强的内容则选择了回避或淡化处理，以至于很多名为海军史的著作，通篇读来没有一点海军的味道，和其他门类的历史著作似乎并无多少特别的区别。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研究海军史的学者并不是海军专业人士，更重要的则是在中国的海军史研究领域尚未普及开以军舰、技术为基础，而后分析事件、人物的传统的欧式海军史研究风气。

  之所以称2000年为分水岭，就是因为马幼垣先生的一系列论文在此时集中面世。由于身处环境的不同，马先生深受西方海军史研究界重视舰船、技术的风气影响，所关注的内容不同，所作的分析也特别，更重要的是所引用的档案、材料大都是当时国内学者闻所未闻的内容。由马幼垣先生一系列的文章为先导，从2000年往后，重视舰船、海军技术知识的积累、以舰船研究作为海军史研究的基础、重视以欧西和日本传统的海军年鉴作为海军史研究的工具书基础、重视舰船照片图纸的研析等一系列的新做法，开始成了中国海军史研究的主流。因而，《靖海澄疆》一书收录的，实际是中国海军史研究开新时代风气的作品。

  《靖海澄疆》一书共收录论文十七篇，除最后一篇“大陆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1949—2000”属于学术史评论外，其余十六篇全部是海军史主题的论文。不过和传统的海军史通史类著作不同，《靖海澄疆》由于属于论文集，其内容上更似是用一把把利刃，挑开、说明了中国海军史上以往缺乏关注，或者存在很多争议的十六个问题，较之一般的通史类著作，视角显得格外的锋利、尖锐。虽然这些论文主要成文于十多年前，但今天来看很多仍然有凛凛生气。

  值得特别注意的内容包括有：

  《亨利华尔代沪所购美制舰考》，该文首度厘清考证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常胜军统领华尔的弟弟赴美国帮中国采购及后来私自变卖的军舰的真正身份，揭示了在美国海军中曾有一艘特殊的“大清”号军舰。

  《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一文，矛头针对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有关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是留英同学的说法，通过一系列过硬的材料，证明此说是不靠谱的讹传。

  《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首度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聘请法国舰船设计大师白劳易帮助设计军舰的历史，以及白劳易根据日本海军提出的克制中国“定远”级铁甲舰的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三景舰”的详细情况。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速购外舰始末》，钩沉出了甲午战争时代一段以往鲜有人特别关注的历史。即在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李鸿章通过中国驻外使节等渠道，试图从英国、德国以及南美国家购买现成军舰，加强北洋海军的经过。同时一艘艘考证出了当时李鸿章曾经计划想要购买的军舰，罗列了这些舰船的性能参数，以及图片资料，联系甲午海战的悲壮历史，再看这些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军舰的舰船，别有一番滋味。

  《抗战期间未能来华的外购舰》仅从题目就能看出研究者视角之独特。抗日战争时代，中国海军的舰船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就大致全部殉国，而当时中国海军在外订购、未能交付的U型潜艇、“许远”中队鱼雷艇、“戚继光”号鱼雷艇母舰等舰船，在2000年前的中国海军史著作中鲜有提及，该文则一一枚举，并对这些军舰的性能、购买得失，未能来华的原因，以及最后的去向作了详细的论述、考证。

  总体而言，《靖海澄疆》是一本充满了新知的海军史图书，对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会有很多的新鲜内容。除此，书中附带的长长引注和罗列的大量参考书目，更是一个重要宝库，按图索骥，还能有超出本书所涉内容的更大的收获。

  可能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海上武装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海上领土和海上利益日益被社会关注，海军话题的热度也由此不断升温，以至于《靖海澄疆》这本学术性很浓的著作竟会得到圈内圈外人士的很多关注。另外的一项原因，可能是出自马幼垣先生独特的语言风格，使得这本学术著作变得有趣可读，马氏风格的嬉笑怒骂式评论在书中比比皆是，非常抢眼。

  不过，马幼垣先生在书中对中国近代海军的评论，粗看起来，容易让人产生黑暗化、负面化的印象，甚至于一些评论颇有刻薄之嫌。书中收录的一篇《敬答孙建军先生》的文章，就是马幼垣先生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被大陆学者孙建军先生质疑，因而引发的一篇论战文章，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幼垣先生文章中的很多涉及海军、人物评价的观点，在学界所存在的争议性。

  实则，作为和马幼垣先生相熟的忘年交朋友，对于先生书中的这类观点，我倒颇能体味其用心良苦。书中那些对近代中国海军人物的批评乃至怒骂，实则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感情流露，也夹杂有恨铁不成钢的悲哀。和大陆简体字本不同，《靖海澄疆》的繁体字版的封面、封底，分别放置了中国近代海军清末、民国时代的两位领袖人物——丁汝昌和陈绍宽的照片，马幼垣先生私下和我聊过这样设计的真实用意，即空有一腔抱负，但是未能靖海澄疆，惋惜之情，已毋庸多言。

• 靖海澄疆

  作者：龙辰 发布时间：2013-08-12 13:00:13

          《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马幼垣著，中华书局，2013年3月第1版。

          中国近代以来，就没有做到过靖海澄疆这四个字，直到今天也没有。愈是如此，便愈发期待。看过书后，便觉得以前当然全然不是，今后也前路艰难。

          作者研究近代海军五十年，是真做学问者，摒弃一切哗众取宠，为学扎实，多有一页中注释多过正文者，故读来有些枯燥。

          不过，读书还是要读些扎实之著，少些快餐式的，否则谬种流传。比如，我一直以为邓世昌是留英那批中的一个，实则不是；一直以为大东沟那一战仍有胜机，实则不是。作者全书一直大骂上至李鸿章下至北洋海军诸将，赠其“愚勇”二字；以至就北洋海军撰文有错谬者也一并大批，毫不留情面。北洋海军实是晚清缩影，体制不动而修修补补，不过脸面上做得好看，仍经不得风雨。要来的终归要来，总有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那一天。

      上册是晚清，读得细些。下册是民国以后，便匆匆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