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的教育：“为了你好”

【编者按】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1923—2010）是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重点研究儿童心理创伤及其对成年生活的影响。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纳粹迫害后幸存，于1946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大学学习，1953年起陆续获得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米勒的代表作有《天才儿童的悲剧》《身体不说谎》《夏娃的觉醒》等，她对童年创伤、原生家庭、有毒教育等主题的研究对后世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她的著作《为了你好》中，她通过研究吸毒者和少年杀人犯等经典案例，探讨了有毒的家庭教育对人造成的长期影响。下文为该书2002年的再版序言，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发。

这本书出版于二十二年之前，当时虐童还不是热点问题。人们对我描述的“有毒教育”感到震惊。他们原以为，儿童遭遇这种虐待、谎言、虚伪和操纵的情况，只发生在德国，而且发生在一百年前。但之后，媒体也开始曝光其他国家的儿童如今面临的骇人现实。新出现的图书作品表明，“有毒教育”甚至在当代美国也开始出现。

从那时起，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童年时代发生过什么，并开始了解生命最初几年产生的终生影响。在介绍我的近期作品《真相会让你自由》（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中的一章时，社会学家卢西恩·隆巴尔多写道：“童年不是我们生命中最短的时期，而是最长的时期，因为它一直伴随着我们，直至我们死亡。”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源于童年时期的非理性情绪，如恐惧和愤怒，如果我们不关照它们，不关心它们的源头，就可能导致犯罪或终生的痛苦。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无意识，并克服我们的恐惧。如果不否认造成自身困境的原因，我们就能够实现情绪健康。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我们知道在生命之初发生过什么，并能有意识地接近曾经作为孩子的自己，我们就能更真切地活着。

另一方面，有些人竭力消除所有记忆，回避那个曾经遭受折磨与羞辱的孩子，以至于他们在肉体死亡之前，精神就早已死去；有时，代价则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以及他人。当然，如果伤痛达到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这种逃避与否认—通常在药物的帮助下实现—就可以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对那些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去否认的幼童来说，伤痛才是无法承受的。成年人可以接受真相。而幼童为自己的否认付出的代价则可能过于高昂。

《为了你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4年7月版）

对好心好意的父母来说，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对自身童年遭受的屈辱的无知。作为世界上最文明和文化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法国最近开展了一项关于体罚儿童的调查，100位背景不同的年轻母亲被问及她们觉得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几岁时该被打屁股。89%的女性回答说，当孩子开始走路或爬行，并伸手去拿危险的东西时，就需要打屁股来教他们守规矩。剩下11%的人记不起孩子被打屁股的确切年龄。没有一位母亲说她从未打过孩子的屁股。

这项调查的结果并不令我惊讶。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从不打孩子。但这些父母是例外，大概只占全世界父母总数的3%。在两百多年来一直宣扬平等和手足情谊的国家中，调查结果都如此叫人悲观，那么，那些刚刚才获知有关童年时期的重要信息的国家，我们对它们还能有什么期待呢？在集体层面，我们对暴力的根源仍然极度无知。

有些人可能会问，虐待和剥削儿童的形式还有很多，为什么我要特别关注体罚的问题。为什么这成了我的主要事业？

首先，体罚的危害在全世界都被大大低估了。今天，没有人会“为了孩子好”而刻意建议对孩子施加语言羞辱、操纵和剥削，但很多人都坚信“打屁股”对孩子有好处。殊不知体罚有着与所有其他形式的虐待相同的后果：摧残孩子的自信、尊严以及对现实的感知。最后，我之所以关注体罚，是因为在向下一代传递信息方面，身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受孕那一刻起，身体就在细胞里储存着它所经受的一切，奥利维耶·莫雷尔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现象。身体的记忆是强迫性重复之谜的肇因，特别是许多成年人强迫自己的孩子重复他们早年经历过但不记得的事情。

我们不愿意去承认，我们身体的记忆以及我们的情感体验并不受控于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我们无法控制这种记忆的运作方式。但是，仅仅是接受这些现象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防它们的影响。典型的“不由自主”扇孩子耳光的母亲，并没有意识到是她的身体记忆促使她这么做的。但她可以逐渐理解这一点，理解意味着能够去应对，而不是无休止地、不受控制地重复伤害他人。

过去两个世纪的教师和家长一再强调（我在本书中引用了其中一些人的观点），服从与“身体训诫”的教育，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传递的信息就能影响他们一生。前面提到的法国调查表明，人们仍然遵循这一建议：孩子要打，最好在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时候。在生命的头三年，孩子的大脑发育得非常快，这个时期接受的暴力教训不易消散。为了活下去，孩子们不得不否认痛苦，但这种策略会导致他们在长大后陷入情绪上的盲目，进而导致作为父母和教育者的他们采取荒谬的态度。否认自身遭受过的暴力，会导致对他人或自身的暴力。

当然，我也不例外，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摆脱了这种否认。1973年，我开始绘画，这唤醒了我的情感和记忆，促使我去观察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童年。通过这项研究，我了解到邪恶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的，以及我们又是如何反复地在下一代身上制造邪恶的。我遇到的“有毒教育”让我明白，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对我做了什么，她是如何成功地把我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像她后来说的，我从来没有给她带去任何麻烦。为了许多人所谓的“良好教养”，我付出了代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自己的真实情感、真实自我相疏离。

开始绘画六年后，我在三年内写了我的前三本书—《天才儿童的悲剧》（ 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为了你好》和《你不该知道》（ Thou Shalt Not Be Aware），在这些书中，我试图解释被否认的童年痛苦与成年暴力之间的关系。对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的研究，让我看到了大多数人忽略或遗漏的知识来源。在我看来，它揭示了真相。

在那之后，我研究了几个连环杀手的童年，总是发现相同的模式：极端的虐待，缺少能提供帮助的目击者，美化暴力，强迫性地精确重复早年所遭受的一切。最近，在乔纳森·平卡斯的《基本本能：连环杀手为何杀人》（ Base Instincts: What Makes Serial Killers Kill，Norton，2001）中，我的假设得到了确认，即连环杀手在童年早期遭受了严重的虐待，并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否认自己曾受到虐待。少数不否认的人，我相信他们将受虐待归咎于自己，并称其为管教、矫正或适当的严厉。由于这个原因，由于这种困惑，他们变成了杀手。

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面对真相。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曾是被羞辱的孩子；父母的无知、父母的过往、父母童年留下的无意识伤疤使我们成为受害者。那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否认真相。

但与孩子不同，我们成年人有其他更健康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认识和觉察，而不是强迫和恐惧。不幸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选择。

有了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我们可以发展出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而不是遵从暴力、惩罚和报复的千年传统，这些传统是由软弱、无知和恐惧所维持的。为了治愈创伤，我们最终需要两位“知情见证者”—治疗师以及我们的身体，他们的语言会在我们抛弃真相的那一刻警告我们。我们必须学会尊重这些信息。如果一位治疗师分析过自己的故事，并毫不犹豫地分享它，这对病人来说非常有帮助，因为这创造了信任、理解和共鸣。

在大多数社会中，童年经历对成年人生活的重要性仍然被忽视。但时代变迁，社会也在进步，例如，一些欧洲国家采取措施，将殴打儿童定为违法行为。而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可以获得不久前还是禁忌的信息。下面摘录的这封信就是一个例子，我在网站上发现了它。在二十年前，像这样的信很可能不会问世，因此我深受感动，要把它收录在此书的最新版本中：

我记得我坐在父亲的腿上（好吧，现在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不确定我当时几岁，但他的手伸进了我的裤子里。我想我刚刚洗过澡，穿着睡衣，但我不能确定……我不停地扭动身体，试图挣脱，同时努力表现得很小心，这样他就不会意识到我不舒服。我太在乎他的感受了……

也许我怕惹他生气。我猜我那时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自己的感受。因为他会随时让我脱下裤子光腿站着，用他的皮带抽打我，所以我以为我的身体是他的，他可以随意处置，我没有隐私……

父亲强迫我进食的时候，有时会威胁说，要是我再哭他就会打我。你应该知道他会怎么说：“别哭了，再哭我让你哭个够。”我非常害怕父亲。他站在卧室门口盯着我的时候，我就假装睡着了。那就是我的生活。父亲让我脱下裤子，露出屁股，这样他就能看到皮带抽打在我的皮肤上，这总是让我很难堪。事实上，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到那是对我惩罚的一部分—被暴露、被羞辱，是为了显示我有多么渺小，多么不值得被尊重；是为了让我明白如果我没做好应该做的事，就会遭受何种肆意的处置。最终，我开始透过浴室的小圆镜看他留下的伤痕。看到他努力的结果，父亲一定很满足吧。我猜他想让我明白……是的，我真的汲取了教训。他的皮带抽打在我皮肤上的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把手拿开”这句话让我永生难忘。

直到今天，“皮带”这个词本身仍然让我无比尴尬和羞耻。我受过多么深的羞辱！我相信父亲真的很享受行使这种权力。如果他在过程中产生快感，我也不会惊讶。这种尴尬变成了羞耻，一直困扰着我。我感到被侵犯了。我确实被侵犯了。

他真的认为我罪有应得吗？他真的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吗？还是说，他只是出于愤怒，屈从于自己的需要，要把他儿时受到的羞辱传递下去？他小时候真的遭受过这样的羞辱吗？是因为他缺乏教育或智慧吗？也许他很懒惰，不想学习或尝试任何其他的养育方式。也许他的控制欲压倒了一切。也许他享受残忍。我不知道该如何原谅他。我甚至都不想原谅他。在我看来，原谅他就像说“没关系”。

可这“有关系”！

他剥去了我的衣服，我的尊严和自我价值也一道被剥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原谅他。当然，他从未请求过我的原谅。我只能猜测他相信自己是个好父亲。我还是不敢和他谈论这个话题，虽然我现在和他没有任何联系，但还是害怕他会嘲笑我。

这就是羞耻对一个人的影响。它让人衰弱，让人无法面对自己的恐惧。当我一边乖乖把皮带递给他，一边为将要发生的事抽泣的时候，他常常嘲笑我。他会笑着说：“你哭什么？我还没碰你呢！”要是我止不住哭泣或呜咽，就会挨打。我该怎么办呢？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挨打，那些威胁让我战战兢兢。

哦，那些威胁。真了不起。“要我把你屁股打开花是吧？想吃皮带吗？是不是要我打你一顿？要我打爆你的尾椎骨吗？你想挨揍吗？”我从来不知道如何躲开。我只能按照我唯一知道的方式生活，觉得自己一定很坏，一定是不够聪明，才会一直犯同样的错……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竭力去打破这种羞辱性和控制性的教养链条。我不断认识到童年对我的影响有多深，并努力用我知道的美好、得体和合乎逻辑的东西来取代我从经验中了解到的东西。全赖上帝的帮助和我自身的坚强意志，我打破了链条。不幸的是，我仍然被锁链束缚着，但我是链条的最后一环。我的孩子们并没有成为这根有害链条上的一环，也就不会被它束缚。他们是自由的，感谢上帝……

爸爸，

我相信你是个虐待狂。记忆让我一直被践踏和羞辱；就这样，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所受的惩罚，与我终生相伴。

我相信你内心的一部分已经死了，限制了你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我对你既鄙视又同情。黑暗和无知包围着你。我意识到，出于上帝的爱，我应该原谅你，但这一关我现在还过不去。

嗯，我终于表达了我的真实感受，至少是其中的一些。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是为了让自己摆脱你造成的情感创伤，而不是为了再跟你取得联系。这封信是写给我自己的，并不是给你的。

帕梅拉

有些人可能在诗歌或小说中听到过像帕梅拉这样的诉说。但是，当这些话被成年人编辑成文学作品时，孩子的声音被隐藏了。帕梅拉的信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让内心的孩子自己说话。

自从这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我收到了许多类似的信息。我收到的这些信件，让我想到用英语、德语和法语创建名为“我们的童年”的网络论坛，让受虐待的幸存者得以分享他们的经历。这三个论坛都能从我的网站访问。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可以帮我们打破暴力的链条。如果不准备了解童年暴力的根源，只是口头上谈论和平，就像是一边掩盖和忽视巨大的脓肿，一边想着治疗病人。脓肿必须被看见，并且妥善处理，才能够被治愈。

第一次，曾经的受害者可以在公开的论坛上，谈论他们在童年遭受的羞辱和痛苦；第一次，他们可以得到其他有着相同遭遇的人的支持。在接受现实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感受到被他人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以让自己摆脱羞耻和内疚，摆脱这些由他人行为灌输给他们的感受。这样的进展让人希望治疗师们也能下定决心回到过去。接纳自身的真相并得到治愈之后，他们会鼓励病人也这样做。

今天，我认为重要的区别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曾经受到虐待，而在于他是无意识的受害者还是有意识的幸存者。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性”暴力的受害者。不幸的是，在世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这种暴力仍然备受推崇。现如今，只有儿童被剥夺了人权。